最近這幾天接連看完兩本日本偵探小說:總言之,我看偵探小說的速度遠比其他快多了啊~
橫溝正史 (Seishi Yokomizo)的『蝴蝶殺人事件』,是很久以前復文特價時買的,但買來的書反而不容易翻開來看啊!因為總還有一堆借來的書排在前面。那時我還因為買的是剩下唯一一本有塑膠書腰的,而得意不已。直到這週末看完G. K. Chesterton的薄薄小書後,才拿出來翻。
橫溝正史以「金田一耕助」聞名,但『蝴蝶』裡現身的,是由利麟太郎與木津更助的組合。敘述方式是以木津更的旁觀角色,來進行事實陳述。在事件發展告一段落後,作者還特地安排一個暫停,要讀者們闔上書想想:當所有嫌疑犯的不在場證明都陳述完畢後,讀者與書中偵探擁有同等資訊,那麼,兇手是誰?
橫溝的這個作法,考慮到在傳統偵探小說中的一個弊病:書中偵探的破案,以及為什麼讀者想破頭都猜不出兇手,原因在於作者總在描述中留一手,這一手,又偏偏是破案關鍵。這也是為何書中偵探會比較厲害的原因之一。但橫溝試圖打破這個藩籬。
自從Sir. Arther Conan Doyle寫了Sherlock Holmes and Dr. Waterson的搭檔後,後世小說家好像都難以避免會採取這樣的搭配法,與相關類型的創作。我蠻喜歡這次的事件的,但到後半部木更津上門向由利大師請教推理過程時,橫溝的敘述方式稍嫌繁雜,難有個清晰的輪廓。
在作案動機上,日系作家都很喜歡從犯罪者長久以來的生活背景、成長環境開始,細細地描述他的心理歷程如何產生憎恨,進而犯下殘忍的殺人事件。讓我總感覺:日本真是個集體心理變態的國家,尤其是社會階級與大環境的眼光,往往逼使人走上絕路。在日系探案中,似乎總不免環繞著一種絕望的氣氛。破案解決了謎題,卻仍驅逐不了人心中的悲慘。
昨天看完土屋隆夫(Tsuchiya Takao)的『華麗的喪服』,完全無關乎推理。是土屋近期的嘗試寫作,講述綁架者與被綁架者間的不倫愛情故事,間接點綴著暴力的復仇,與用來誤導的『點景』。我想,『斯德哥爾摩症候群』(Stockholm Syndrome)就是用來形容這個故事的。
因為一直想知道「到底會發生什麼事?」,因此在看的時候覺得還不錯。但看完後想想,土屋隆夫寫這本書到底在幹嘛?完全不懂他的意義。他一直有在嘗試新的寫作手法和題材,尤其以『聖惡女』為代表。那麼,『華麗的喪服』就是不知所云,或者寫給生活太無聊的家庭主婦看的愛情故事。同樣地,在結尾土屋花費了大篇幅、從頭細述綁架者的犯罪動機,相較於『蝴蝶』,本書的憎惡動機比較具體和明顯,或許我已經習於大魚大肉了吧!對於清淡點的動機反倒無法理解。